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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的简历——维基百科

Liu_Xiaobo-300 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 )是生于吉林长春中国作家持不同政见者、著名政治犯,曾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第三届会长。2010年度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在中国争取基本人权。[1][2]刘晓波是除了达赖喇嘛之外,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注 1]

他曾经参与八九民运,并在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六四之后著书立说呼吁政治改革,并多次被捕入狱,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中国基本人权[1]。最后一次入狱是在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目前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预期出狱日期为2020年6月21日。他的妻子刘霞在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也一度被软禁。

 

个人经历

早年

刘晓波于1955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9年至1973年随父母奔赴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插队下乡。1974年7月,在他19岁时再次被安排下乡至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1976年11月回到长春市在建筑公司任职工人。

他于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并于1982年取得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就职于北师大中文系讲师。1986年开始在北师大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并于1988年毕业。

1980年代中期,刘晓波因对李泽厚的批判而名震文坛。被称为“黑马[3]。1988年8月至11月应邀赴挪威奥斯陆大学讲授中国当代文学。1988年12月至1989年2月应邀赴美国夏威夷大学讲授中国哲学中国当代政治知识分子,并进行该专题的研究。1989年3月至5月应邀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4]

参与中国民主运动

1989年4月27日至6月4日,刘晓波在北京参与六四事件,是发起者和天安门四君子之一。1989年6月6日至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被判“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而被捕入狱[5]。1989年9月被开除公职。

由于刘晓波抨击时政、关注民间维权、呼吁为六四平反和要求中国当局进行民主宪政改革,他也成为了中国当局重点监控的对象,在每年的一些敏感时期(如六四周年、两会党代会等),刘晓波都会被中国当局实施某种程度的软禁,要求不得外出、访友,甚至切断其电话、网络的通讯[6][7][8]

1991年1月出狱后至1995年5月,刘晓波在北京从事写作及参与中国民主运动。1995年5月18日至1996年1月被监禁在北京郊区。获释后继续从事民运及自由写作。1996年9月因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处劳动教养3年,同年与刘霞结婚,[9]劳动教养随后于1996年10月8日至1999年10月7日执行。1999年10月7日获释,之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

2003年11月当选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独立中文笔会第二届会长。2005年11月2日,再次当选为独立中文笔会第三届会长。

 

起草零八宪章、被捕和审判

参见:零八宪章

2008年,刘晓波发起与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并与300多名中国各界人士一同签署。该宪章于同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时发表。《零八宪章》以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风格写成,主要是呼吁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10]。至2009年5月,该宪章有超过8600个签名。[11]

 

被捕与审判

拘捕日期
2008年12月8日

拘捕机构
中国北京市公安局

拘捕原因
发起和签署《零八宪章》,呼吁政治改革

审判日期
2010年2月11日

审判机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罪名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刑期
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入狱时间
2010年5月26日

关押地点
辽宁省锦州监狱

出狱时间
2020年6月21日

《零八宪章》起草后,2008年12月8日,刘晓波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12月9日被监视居住。12月11日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对刘晓波可能面临长期监禁表示担心。12月14日,香港支联会三团体在中联办外示威要求释放刘晓波。[12]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经中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12月25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13]。一审判决书[5]指控刘晓波在“观察[14]”、“BBC中文网” 等境外网站上发表 《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主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等“煽动性”文章,“造谣、诽谤”中国政府。刘还在《零八宪章》中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15]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中国政府。判决后刘晓波表示将提出上诉[16]

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刘晓波的上诉,维持对他的原判。[17]刘晓波于2010年5月26日开始,在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同年10月8日,刘晓波在服刑期间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1]

判决反响

中国大陆

2009年12月10日,328名《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签署人发表声明,表示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声明说,如果刘晓波被起诉,那么作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每一个人都是案件的组成部分,“对刘晓波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判处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共担刑罚”。[18]

2010年1月,崔卫平通过电话等方式询问了100多位中国知识分子对刘晓波获刑的看法,在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将其看法发表于Twitter[注 2][19]

2010年1月15日,中共干部胡绩伟李普戴煌何方发表公开信,信中称对刘晓波被判刑“感到困惑不解”,“刘晓波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主要罪证是提出了‘联邦共和国’的口号。年轻的同志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些老同志都记得:‘联邦共和国’的口号是早在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提出来的,‘七大’党章党纲又重申的正确口号。我们党正是依靠这个正确口号和一系列深得民心的方针政策,才赢得各族人民的支持,从而打败了国民党反对派,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15日后,20名中共元老,包括前毛泽东秘书李锐、新华社前副社长李普、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著名散文家袁鹰、著名诗人兼评论家邵燕祥、著名律师张思之等联署公开信,要求撤销对刘晓波的一审判决。[22]

香港

2008年12月14日香港支联会等团体举行示威,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2010年2月11日香港抗议北京驳回刘晓波上诉,游行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2009年12月25日,刘晓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时,香港支联会四五行动天安门母亲等民运组织成员游行以示抗议。[23]12月27日,二十多名香港巿民在深圳罗湖桥静坐声援刘晓波,其中多人被当局扣查,包括记者。[24]在社交网站Facebook中也有一个叫做“强烈要求大陆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的群组[注 3],至今已经有12000多人加入。《明报》也作出了关于这个群组的报道[25]

2010年2月11日,上诉被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时,香港支联会抗议中国当局对刘晓波进行政治审判。[26]

[编辑] 国际

奥巴马访华时期,香港人要求释放刘晓波的游行

刘晓波的庭审以及宣判引来国际社会的瞩目,但北京方面拒绝任何其他国家的传媒以及外交官出席旁观庭审,并指出“外国外交官会干涉法庭审判”[27]

刘晓波因发表零八宪章被刑事拘留后,引来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美国国会众议院以410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一项旨呼吁北京当局立刻释放刘晓波的决议案。[28]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谴责中国拘捕刘晓波的举动。[29]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国应该立即释放刘晓波,并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应俱有国际所公认表达他们意愿的权利。国务院发言人凯利说,自刘晓波被拘捕以来,美国就刘晓波的案件和中方官员已进行了多次交涉。欧盟同样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并结束对签署《零八宪章》的其他人员的骚扰和拘留。[30]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里高利·梅表示“美国政府对此深表忧虑。对于发表和平政治言论的人进行迫害,这种做法违背了国际社会公认的人权标准”。

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政府代表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发表声明表示“判处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11年监禁是非常‘不恰当的’。这一判决结果有理由让人们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及司法公正状况感到担忧”。[31]

对于审判结果,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震惊”,并希望中国对此案加以修正;德国外长基多·威斯特威勒对此案“深表忧虑”;德国联邦议会主席兰马特认为该案“令人惊恐”。[32]

12月26日,法国外交部对刘晓波被判重刑发表公告,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与欧洲联盟人权对话中所作的承诺。对中国重判刘晓波,法国深感忧虑。[33]

国际间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国际笔会等机构,也不断呼吁中国政府将他释放。[34]

2009年12月28日,达赖喇嘛对刘晓波被判刑发表公开声明,认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这样表达言论自由人士的肆意判刑,显然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准则,以及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精神”。[35]

2010年1月22日,代表了来自36个国家、800多名学者的欧洲汉学学会,向胡锦涛发出公开信,呼吁立即释放刘晓波。[36]

2010年3月10日,全球150多名学者、作家、律师和人权倡议者在致吴邦国联名信中,呼吁代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通过推动释放刘晓波来表明中国将以认真态度来实现法治的目标。[37]

获诺贝尔和平奖

主条目: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2010年1月19日,国际性作家组织“国际笔会”美国分会提名刘晓波角逐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达赖喇嘛南非图图大主教等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联名推荐刘晓波为和平奖人选。[38]

2010年10月8日,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宣布,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以“在中国为基本人权持久而非暴力的奋斗”为由,向其颁发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1][39]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新闻稿[1]的非官方[40]中文翻译如下: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郑重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以表彰他以非暴力的方式对中国基本人权的保障所做出的不懈奋斗。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一直坚信,人权与和平,二者休戚相关,密不可分。人权乃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在其遗嘱中所希冀的“各国间兄弟情谊”之先决条件。

在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现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由此摆脱了贫困。与此同时,中国民众参与政治的范围也得到了拓展。 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地位,必须伴随着与时俱进的责任。当下,中国实际上违反了其所签署的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多项国际协议,同时也违反了其国内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实践层面上,事实证明,这些中国公民本应享受的自由被确定无疑地剥夺了。

二十年以来,刘晓波一直是基本人权在中国实践的代言人。他曾参加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他是作为中国人权宣言的《零八宪章》的执笔人——该宪章发表于2008年12月10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次年,刘晓波便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之名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被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刘先生一直明确表示,此审判既违反了中国宪法,也侵犯了基本人权。

此项旨在确立普世人权的中国实践的运动,得到了海内外众多中国人的支持与响应。纵然身陷刑罚,刘晓波已经成为了方兴未艾的中国人权奋斗的标志与丰碑。

其妻刘霞接受有线电视台记者吕秉权电话访问时心情激动,感谢每位支持刘晓波的人,并希望正在监狱中的丈夫能到挪威领奖。[41]刘晓波在狱中知道自己获奖,把奖项献给六四事件的亡灵,并认为应该得奖的是天安门母亲[42]

联合国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多发表声明,对刘晓波获奖表示祝贺或欢迎。多个人权组织也要求北京当局释放刘晓波和异见人士。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声称这违背了和平奖的宗旨,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43]中共同时加紧了对相关内容的审查和屏蔽[44],也拘捕了庆祝刘晓波得奖的人[45],并软禁刘霞[46]

观点、争议与评价

三百年殖民地言论争议

1988年,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记者采访刘晓波时问道:“那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呢?”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他在2006年表示,这句话是其西化信念的极端表达,虽然这句即兴回答经常被一些民族主义者用来批判他的“卖国主义”,成为中共对其“政治迫害的典型证据”,但他并无意收回。[47]

伊战态度

美伊关系上,刘晓波支持前美国总统共和党小布什的做法,反对2004年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约翰·克里以及法国的反战态度。刘晓波认为由于伊斯兰恐怖主义九一一袭击事件,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应该的,他认为此次战争是中东地区反恐行动与自由民主的推动。伊战后的大选时,他对伊拉克人“长期被暴政和战争蹂躏”后重建民主表示赞扬,对死于战争和恐怖袭击的伊拉克人和美国士兵表示“不该忘记”。[48][49][50]

对阿拉法特的评价

刘晓波称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亚西尔·阿拉法特为“老恐怖分子”。他认为阿拉法特的病死给巴以和平带来了希望。[50]

我没有敌人言论争议

一般视刘晓波为温和民主派[51]。2009年12月23日,刘晓波在狱中发表文章《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至RFI和《新世纪》,称其“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感到检察官、监狱管教的尊重,称赞所在监狱的环境与管理,应“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并认为中共“和谐社会”理念是一种进步。[52]该言论在较激进民主派中有一定争议。[53]另一名著名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也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感到不公,称刘晓波“对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态,对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评”。[51]

其他评价

负责把《零八宪章》翻译成英文的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称,在自己强烈反对下,宪章删除了有关批评打压法轮功的言论,加入了“六四”话题。林培瑞说,刘晓波起初非发起宪章的领袖,但确是宪章重要起草人。他形容宪章运动中的刘晓波“如扑火灯蛾,无惧于赴汤蹈火”。[54]

美国《时代杂志》将刘晓波与昂山素姬曼德拉甘地马丁·路德·金等一同列为“十大政治犯”。[55]

获奖情况

主要著作

  • 《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 《审美与人的自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
  • 《形而上学的迷雾》.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年.
  • 《赤身裸体,走向上帝》.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9年.
  • 《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台湾时报出版. 1993年.
  • 《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份子》. 台北唐山出版社. 1990年.
  • 《刘晓波刘霞诗选》. 香港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 2000年.
  • 用笔名“老侠”与王朔合著. 《美人赠我蒙汗药》.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年.
  • 《向良心说谎的民族》. 捷幼出版社. 2002年.
  • 《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劳改基金会. 2005年.
  • 《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 博大出版社. 6月 2006年.
  • 《大国沈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 允晨文化. 10月 2009年.

家庭

刘晓波的第一个妻子是陶力。两人有一个儿子刘陶。两人在六四事件之后离婚。1996年刘晓波和第二任妻子刘霞结婚。

12 冯正虎:用生命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尊严

作者:冯正虎

(参与网 2010年7月14日讯):上午9:00我出门乘地铁去外滩的南京路,一路上一位便衣警察与二位社保人员紧紧跟随,我进入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信访办,他们被挡在门外,这个地方警察也不可以随便进入。信访办的警察热情接待我,当面写下信访意见,并将我就国保警察非法扣留我27件私人物品的国家赔偿申请书附上转市公安局法制处处理。

我走出公安局信访办,守候在门口的便衣警察小叶告诉我:“接到指令,不准你去市政府信访办(上海人民广场上的人民大道200号),要求带你回去。” 我果断回答:“不行,我去200号市政府信访办管你们什么事。你们跟踪我已经违法了,还要阻止我去信访办,我根本不会配合。我走定了。”

我走到河南中路口,他们企图来抱住我,我快步向前走,一位高个带眼睛的社保抱住我,我转身一让,他跌倒在地,眼睛也掉了。一个瘦的社保追上,死死抱住我,我不断地推开他向前走。从河南中路口到西藏中路口的这段福州路,经过四、五条横马路,一路推、拦、拉、拖,我的右腿被扭伤了,但我继续忍痛向前走。

我一人在抗争,到达200号市政府信访办就是我维护公民权利的目标。马路上摄像头都记录着我为争取人身自由权利的苦苦奋斗,也记录着他们的违法犯罪。在西藏中路福州路口,等信号灯的行人纷纷谴责这位违法的社保。过了马路,就是访民的区域,一些上海访民亲眼目睹这一幕。

上海市民王扣玛(手机:13601929155)、张仁星(13020125081)等人围观过来,大家觉得很新奇,居然还有人敢到这里违法,正好把他送进市信访办作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活例子,很多访民在信访办门口谴责他。我劝大家放过他,社保也是一些被人利用违法的可怜穷苦人。

进入上海市府信访办,看到许多我熟悉的访民。我回国后一直未到这里,已有四个多月。我不知道为什么上海当局这么怕我出现在这里?这里的人群有什么巨大的力量?其实,我没有国保警察想得那么复杂。我今天只是到这里来还愿,谢谢我熟悉的访民,他们对我回国的关爱与支持。

或许,国宝警察因担心我会下午去参加上海维权人士陈启勇劳教案行政诉讼开庭而过分紧张。其实,我没有这个计划,因为前几天我已将我对该案的看法寄送给法院及主审法官,已经表达了我的意见,而且开庭时会有许多访民朋友会去旁听,我就不必凑热闹。

中午,我在来福士广场美食街与朋友们聚餐后,就与这位熟悉的民警小叶、两位社保乘出租车回家了。车子到达我家附近时,小叶告诉我:要带我去派出所,国保警察老沈找我谈话。我不同意,请他转告:要么用传票带我去,要么请老沈来我家谈谈。我今天很累,没有兴趣去派出所。

我下车后,就走回家。这时,国保警察命令他们把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显然违法犯罪的责任与后果让民警与社保去承担。他们用一辆出租车逼近我,一位高个带眼睛的社保抱住我向车子里塞,我大声谴责他们的违法,猛然两次用头撞向车门。他们怔住了,我敢死谏。

他们不敢再强行了,我一人走回家。回家休息一会儿,民警小叶与两位穿制服的警察上门,要求我去派出所,我请他们出示传唤证,他们说没有,请我配合一下。看在他们穿警服的面子上,我同意去派出所。但我衣服刚换好,两位警察又告诉我,来电话说不需要去了。或许,我的消息又被媒体暴露了。

国保警察又在赌气了,指挥两位社保人员坐到我的家门口,堵住楼道。正巧我妻子旅游回家,一见这个违法的无赖情景就发火了,拿起扫帚就把这些人赶走,又下楼把这些社保狠狠地教训一顿,教育他们不要做违法的事,要对得起自己的家庭。社保也知道理亏,是在违法,一声不吭地挨骂。

我是一个温和的人,政治主张不激进,但在宪法与人权的原则问题上我是强硬的,不惜生命代价。今天的事件也让门口的看守们亲眼目睹:我不仅仅是一个会写文章的知识份子,而且还是一个会拼命的知识份子。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我会用生命捍卫自由权利与做人的尊严。

1 如山凝重如海呼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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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日上午,在北大112周年校庆活动,轮椅者沈义玲92岁(反右受难者之妻);右起,王小文(反右受难者之女)、刘显生82岁和王书瑶74岁(北大物理系学生反右受难者)、俞梅荪和马文都(反右死难者之子)持“纪念五四”、“右派冤”、“反右索赔”纸牌登上主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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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1030分至1140分,钟南山讲演在“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右图,945分,讲座之前,台下前排就座的钟南山院士、吴志攀(北大副校长兼党委常委)、许智宏(原校长)、王学珍(原校党委书记)和数百校友,看着台上举冤牌的反右受难者校友。

 

如山凝重如海呼

——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下篇)

俞梅荪

54日上午840分至下午1时,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北大112周年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和农园餐厅,十来位1957年的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举冤牌,散发维权上访材料,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并索赔,呼唤“五四精神”。

 

                           与温总理失之交臂

                    

当晚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上午955分至下午1时,温总理与北大学生座谈说:“要继承‘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传统。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我们做不完的事情,要靠年轻人来做。”温总理在校园步行的五四大道,图书馆,午餐的学一食堂,均离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仅二、三百米之遥。

当晚,博绳武(70岁,原北大物理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来电话说:没想到今天温总理也来了,如果被我们撞上则要出大事啦!

 

我答:那就冲上去递状子喊冤啊!

 

燕遯符(72岁,原北大物理系19岁女学生右派分子)感慨道,难怪今天各位校领导格外热情,看来是要把我们稳在会场里啊!其实,即使遇见温总理,校方未必能让我们接触;即使把状子交给他,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在校庆日,我们与温总理同时到校园里呼唤“五四精神”,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啊!

 

黄绍甫(85岁,1943年参加抗日远征军赴印缅作战,后为右派分子而冤狱):2007年以来,两千来位反右受难者联署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维权上访公开信,至今杳无音讯。对我们这些耄耋老人的维权上访,请问温总理,难道也“要靠年轻人来做”吗?

石天河(87岁,原四川《星星》诗刊编委右派分子):我们对温家宝不必存过高希望,但此人的亲民作风,应予肯定。北大人的依法维权抗争是不朽的。

 

钟南山的“养生之道”

 

在“北大校庆名师讲座”后,主持人要钟南山介绍养生之道。钟南山说:“刚才校友们(在主席台上举冤牌)的情况,我都看到了……,这个账怎么算?找谁算?我的养生之道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见本文上篇)

 

杜光(82岁,1948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原中央党校教师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反右受难者走上主席台,展示伸冤牌,这对与会者的震撼自不待言,校领导们不便表态,倒是钟南山自告奋勇作出评论。他哪里是在讲养生之道,分明是批判那些伸冤并索赔的校友。钟南山可以忘记过去,他已功成名就,沐浴着备受尊宠的光辉。但是,那些在反右派运动里遭受围攻、辱骂、污蔑,接着又过着二十多年的非人生活,侥幸存活下来的耄耋老人能够忘记过去吗?他们被剥夺的青春,葬送的前途,如今白发苍苍,却仍然讨不回公道,得不到合理赔偿?他们难道不应该挺身而出,向校方讨还公道吗?这不是纠缠过去,而是行使被迫害受难者的权利。近几年,北大反右受难者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伸冤索赔,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五十三年之前,在反右运动前夕的那场民主运动,北大学生是民主运动的先锋;现在,他们再次成为全国反右受难者的榜样。他们绝不会忘记过去,谁也不能要他们忘记过去!

沈志庸(77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钟南山希望忘了过去的苦难,理由是:1.找谁去算账;2.有益自己的健康。他说自己的母亲受迫害死亡,他不追究了。我说还有杀母的逆子呢。

 

王书瑶(74岁,原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我已收集的北大400多反右受难者名单中,非正常死亡26人,其中8人被无端枪杀,其他的病饿死、自杀等,他们都是风华正茂,要以聪明才智报效祖国的优秀青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都有自己的家庭和恋人,但却死在暴君、暴政之下。钟南山你可以忘记他们,或者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侥幸活到今天的反右受难者们,哪一个不是饱受摧残,历尽苦难,1979年“改正”之后,还是生活在痛苦的延长线上?钟南山,你是不是还要求中国人忘记南京大屠杀、犹太人忘记纳粹、波兰人忘记卡廷事件?你还有一点良知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我们反右维权,要求的是社会公正。1957年钟南山就读北京医学院,因当时不属北大,故他并不了解我们北大的反右情况。 

 

燕遯符(72岁,原北大物理系19岁女学生右派分子):我理解钟南山的忘记说,苦难如果超越极限,就不愿意去想,我一直试图遗忘,这是一种解脱,也能养生。但是,由于接踵而来的苦难并没有结束,就会逼着我去想,被逼入绝境,只能奋起抗争,不屈不挠,也是一种宣泄和解脱,同样可以养生。

 

冯志轩(79岁,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北大怎么找来钟南山这位数典忘祖,忘记民族苦难的北京医学院的非北大人来作“校友返校大会暨校庆名师讲座”主讲人,不知是何道理?

 

李蕴晖(77岁,原中国医科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挂牌请愿本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或中年人的做法,不该是耄耋老人之所为。但是,他们做了,历尽打压而不灭,“五四”的民主、科学精神不死。假如在1979年,当局妥善处理反右冤案:赔理道歉,发还所欠工资,赔偿损失,而不是“一纸改正”了事,他们不至于这样做,这是“没有答复”而激化的结果,是逼出来的,是希望,更是绝望之举。北大人的三波三折,看来还得继续下去,即使老人们一年老一年,但其精神、理念却在扩大。

 

严家伟(73岁,四川石油管理局勘探队队员右派分子,至今未予“改正”):北大幸好还有这样一批铁骨铮铮的“右派”校友,为当今已被犬儒化而堕落的北大挽回了一点面子!至于钟南山要我们忘记过去,并说“要满足现在的好生活”。我相信这是他的心里话,也尊重钟先生对他的党妈妈的忠诚,不过请钟先生不要像当年诗人闻—多在一首诗中说的那样:

“别为了—本书,—杯茶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片闲适

便听不见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孤儿寡妇颤抖的身影……。”

如今,我们有的知识份子,为了从既得利益集团中分得一杯羹,自然只看到歌舞升平,对民众的苦难,则“选择性的失明”,这是何等的可悲啊!

 

高国发(68岁,中共党史学者):30年来,巴金等许多受难者致力于反思文革,这在广义上帮助钟南山记忆其在文革自杀的母亲,但钟老人家自己却主张遗忘。这不是犬儒是什么?犬儒者,没有志气,胆小如鼠,跟着主子走,为点食乐,忘却任何耻辱与悲痛,这种理念在民族战争中必成汉奸,是知识分子的败类!希望钟南山能够知道我对他的批评,要知痛知耻知做人,这也是一切有良心人对他的批评。《犬儒养生》:

科院专家终南山,提倡遗忘老不贤;

犬儒养生无廉耻,人格腐败臭宇寰。

 

华夏匹夫(网名):这是明摆着要以“五四”运动为中心议题的北大校庆,已有校友通过讲述冤情切入了议题,主持人却要钟南山讲什么养生之道“忘记过去”之说。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主持人的别有用心,甚至可以认为,北大官方早有预谋,由钟南山为校方解围,给反右受难者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姚燮庭:北大“五四”校庆的意义在于,总是把光荣传统,作为民主运动的先锋而骄傲,并以此培养出许多仁人志士。如果“忘记过去”,哪里还有“五四精神”,还有何“纪念”和“发扬”之必要。面对反右受难者的维权索赔,“忘记过去”正是校方想说而不敢说,却由钟南山出面说出来。“忘记过去”在这里是当局的一注“麻醉剂”,将消融反右受难者维权索赔的意志和努力。面对这个追求民主进步的反右受难者群体,“忘记过去”与北大的“五四精神”背道而驰。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大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96年纪增善、燕符等反右受难者致中共北大校党委的上访信,答复是“没有中央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2006年,他们上访北大党委,答复是:“划右派是根据中央政策划的,北大不负责任。要索赔可以到法院起诉党中央。”2010420,陆清福等60位四川反右受难者向最高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起诉胡锦涛总书记、吴邦国委员长、温家宝总理。要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全国55万反右受难者赔罪道歉和赔偿。维权上访无果而终于走上法治之路,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幸存者痛陈四位右派难友之死

 

H先生(82岁,1949年毕业的北大校友反右幸存者,离休)谈其亲历,19582月,北京市政府为“净化首都环境”,把一部分中央有关部门及高校的右派分子数百人,押送中苏边境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与流氓小偷一起劳教;流氓小偷属人民内部矛盾为上等人,右派分子属敌我矛盾为下等人,劳动和生活条件比流氓小偷还差,口粮更少,干活更多,还要受欺负……,致使其目睹身边四位右派难友殉难如下:

 

顾翔天(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绝食而死。他毕业于西南联大无线电系,在电影学院教无线电课程,到兴凯湖劳改农场7分场,与H先生同队。30多岁的顾翔天,刚到那里就绝食,当月底含恨去世。

 

莫桂新(中央歌剧院唱《二郎山》的男高音,和其妻著名女高音张权,因批评歌剧院“只要是中共党员,即使水平不行,也能上场表演;如果不是党员,即使有水平也难以上场”的片面讲政治的怪现象,夫妻双双成右派分子。)病逝。莫桂新和H先生同队,由于卫生条件极为恶劣,两人都患痢疾,缺医少药,拉肚子拉脓不止,有时每天达40次,30多岁的莫桂新拉痢疾而死,29岁的H先生侥幸活了下来。

 

刘治平(15岁考入北大物理系,三年级时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报》发表论文;1956年毕业时19岁,被遴选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1957年因其父是国民党专员在年前的肃反运动中被枪杀,而受株连成右派分子。)工伤而病死。196010月,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局势紧张,为防止右派分子逃往兴凯湖对岸的敌国,右派分子被转移到河北茶淀劳改农场。H先生在3分场同队的刘治平因光脚下水田干活,被玻璃划伤,缺医少药,酿成大病而死。

 

徐刍(1952年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研究计算机,在我国首开计算机原理课程,1956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1957年因回校有言论似有不当之处,被反映到数学研究所而成右派分子。)被整死。徐刍在多年劳教中表现好,被解除劳教后,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所属新都铁工厂就业,因10岁的儿子送来其离婚妻子的信,30多岁的徐刍钻过铁丝网去取信而被抓,严刑拷打,一周后,因伤势过重于196718日去世,被按自杀处理。徐刍是我国计算机领域的开山者之一,是现在若干先驱院士的老师。

 

                         牛鸡之间                              

 

胡平(63岁,1981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班):看了本文上篇关于“数百人好奇地看着燕遯符等举着‘哭北大’、‘右派索赔’纸牌;钟南山说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反右死难者之子马文都说,因为大家都忘记了,致使受难者求告无门,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再受这类苦难!”这使我想起王友琴博士(1979级北大中文系校友)转述关于牛和鸡的故事:一位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其中一只牛老了,干不动活了,人们就在大树旁把它杀了。自那以后,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牛群都不肯过去,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一连几次,都是如此。以后,他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原来,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但鸡就不一样,在杀过鸡的地方,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若无其事。有时,一群鸡中间有几只被斩,开膛破肚,一些肠子什么的丢在地上,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王友琴写到:“听到牛和鸡的故事,我想到了人。我们都被置放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

 

诚如昆德拉所言:“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不但公然号召大家遗忘,且还底气十足,理直气壮。似乎像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了。他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居然能毫无愧色,心安理得,反过来倒是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一个怯懦的人,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只要你还在痛苦,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不消说,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但必须明白,克服冷漠,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

 

  如山凝重如海呼

龚定国80岁,原海军总部军械部中尉技术员右派分子):敬佩北大人的坚持不懈,支持你们!我认识的反右受难者中,有很多采取“遗忘”的态度,希望他们为了子孙后代,而不再消极。北大人的努力,会帮助他们。

 

张轶东79岁,1952年北大历史系毕业,曾被以反革命罪判重刑):我同情老校友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坚持争取正义的斗争精神。

 

冯志轩79岁,1947年参加革命,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右派分子,离休):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闫桂勋老人的遭遇,令我久久不能平静!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在哪里出了病灶:使人见利忘义,对冤者冷漠,对苦难漠视,对邪恶忘记,对黑白颠倒……。闫桂勋班里的一个小组长就能把闫同学随便划成右派分子;我国在九年后发展成“十年文革”的公民之间可以打死人,学生可以打死老师!天啊,难道三千年的文明古国,应用丛林法则,兽性化了?然而这些是活生生的事实啊!放眼神州,仰天长啸,感慨系之。作诗“闫公冤”回应:

党魁声言无法天,党组长有无限权;

抓右指标有规定,凭空凑数造奇冤;

组长荣获红顶戴,桂勋受罪五十年;

院士教人忘过去,赢得长寿比南山。

                        

姜万里79岁,原湖北省江陵县供销分社经理右派分子,离休):向北大人的维权抗争致敬,大家团结一致,不懈奋斗,终必胜利。

 

吴越79岁,作家,原文字改革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离休):1953年,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参与建院,当时判案“无法可据”,不是法治,而是人治。院长韩述之感慨:“解放前是无法无天,解放后是有天无法。”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了。那时我常听见主管政法的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兼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提出的“法律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认为地主资产阶级犯罪,是阶级本性的顽强表现,要坚决打击;工农兵犯罪,则是受地主资产阶级的腐蚀影响,要满腔热忱地加以挽救。我认为这是“阶级偏见”,会姑息养奸。(注:1955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捕判刑,死于劳改农场,1982年平反昭雪。)1957年,我因“批评肃反运动违反宪法”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同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大批右派分子被劳教。根据20多年劳教和在劳改单位就业的亲历,我和难友戴春(被发配到新疆的北京中专学生右派分子)共同创作《悲欢世界》三部曲(180万字),叙述在河北茶淀(清河)劳改农场和新疆建设兵团的苦难生活,反映1949年以来,我国司法存在的问题并探讨解决的办法,以警示后人和纪念那些在劳改、流放中死去而无法计数的右派难友。2009年,本书获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的长篇小说奖,但至今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本书题记《往事似磐不是烟》:

古人说:往事如烟。

过去的事情,都像烟一样飘走了。

古人也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还说:忘记过去,等于忘记历史。

我们似乎是健忘的人,

许多恩恩怨怨,都已经淡忘了。

但是独有对一九五七年以来遭受过的苦难,

却坚如磐石,清晰地在脑海中萦回。

我们把这些故事写出来留给后人,

只希望我们的后辈不要忘记这一段历史!

 

刘皓宇79岁,原《新湖南报》记者右派分子,离休):

团结就是力量,

这力量是铁,

这力量是钢,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向着法西斯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灭亡.

这是最后的斗争,

正义一定要实现。

 

王志勇78岁,原湖南邵阳市祁剧团团长右派分子):新颁《国家赔偿法》将于121日起施行,我们应加大索赔的宣传力度和大造声势,要正式向中共当局提出《申请书》,讨还工资和索赔损失。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推动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维权有重大影响。但有些反右受难者已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愿为翻案和索赔出力而担风险了。我们要坚持正义,不怕风险才能取得胜利。

 

胡显中78岁,原吉林大学学生右派分子,曾被判无期徒刑,离休):北大人多么勇敢、坚强、自信,相比之下,我们吉林大学的反右受难者真是惭愧啊!如果都能行动起来,力量一定更大,当局就不敢小视了。

黄一龙77岁,原共青团成都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右派分子):最使我心寒的是此文上篇中记载的那些“多数校友”冷漠的眼光,它令我心头一直发冷!他们也是“北大人”啊!

 

卓继贤77岁,原西南煤田地质局生产处长右派分子):北大人的依法维权抗争,使我受到鼓舞!

钱煇焴76岁,原城建部城建出版社编辑右派分子):我的命运自1957年开始逆转,还有55万名右派分子同样受难,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遭受致命的重创。从此“一言堂”横行天下,九年后演变成“十年文革”浩劫,这是断然不能遗忘的。

陈华东76岁,原开封机械厂技术员右派分子):此文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殷畅宙75岁,原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如此执著为正义,钦佩之至!我估计自己看不到维权实现的那一天了。

 

李淑娴74岁,原北大物理系助教右派分子):文中的反右死难者刘治平是我的同班同学,1952 年我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他从福建考入北大物理系时仅15 岁。他很有才华,在大学三年级时写了物理学论文,得到王竹溪先生(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恩师)的称赞,且得以发表。1956 年毕业时,他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选去工作,我留校在物理系当助教,任苏联半导体专家的业务翻译,随即被打成右派分子。此文为历史而作,十分有意义,北大不会死。

 

施绍箕73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船舶系学生右派分子):1960年,我们百余位师生右派分子在上海县宝北乡劳动改造已经两年,又被学校送到新疆建设兵团,40多年后我退休回北京。1984年,我们4位反右受难者联名向上海市高级法院起诉当年的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起诉书》被转到交大党委,学校党委统战部复信说“党的历次运动不追究个人责任”要大家“向前看”云云。20042007年,新疆数十名反右受难者(以上海交大者为多数)连续三次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维权上书,终如泥牛入海。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上书公开信被披露,37位联署者被当局逐一谈话并劝说,依然是“中央没有新的精神”而被搁置。1996年交大百年校庆,我的《上海交大反右派运动亲历记》发在交大网站的校友园地和国内多个网站。看到你们北大人的维权劲头,真是不减当年,很欣赏很佩服,其他任何学校,无可比拟。

 

纪增善73岁,原北大化学系学生右派分子):我们维权上访15年来,杳无音讯,尽管我们不可能得到什幺赔偿,但必须坚持不断地提出索赔,记录在案。不然,当局就会说,因为没有人提出索赔就没有这回事了。长此以往,反右的罪恶就被湮没。为使后代人不再重演这一悲剧,我们要抗争到底,直至我们的子孙继续努力,我要立下遗嘱,由儿孙们继续索赔。

 

刘天老朽七十三,当年读中专;

学生无指标,侥幸挨过关。

右派大帽子,随时头上悬;

内控到退休,永世不得翻。  

邪教存海内,魔鬼舞翩跹;

邦闲有文人,忘记是南山;

中华清明日,遥祭登高台。

 

方能御72岁,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右派分子):我1989年到美国,现在华盛顿特区政府任职,此文为保持历史真相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所做的工作非常重要,我敬佩所有这类作品(译文)。Your work is important for keeping a true history and a contribution to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You are doing great job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id.I admire all these kind works. FangNengyu 72, labeled rightist when in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did work i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s Researcher of Philosophy, left China in 1989. Now work in DC government.

 

张淑芬72岁,原北京18中学教师右派分子):共产党毁了许多德才兼备的人,“忘记过去”就是想要掩盖血腥的罪恶历史,就是贻误子孙后代。此文是血和泪铸成,很有教益,很受感动!闫桂勋老兄很值得同情和支持,向他的坚持不懈表示敬意!钟南山的“忘记”健康说,不对啊!我始终不忘过去,写了很多回忆文章,可我也很显年轻啊,肯定要比钟南山年轻得多,谁看见我都说不像老年人,而像中年人。

 

陶渭熊71岁,原西南师范学院<现名西南大学>生物系学生右派分子):北大人的维权行动,对全国的反右受难者的维权斗争是很大的鼓舞。西南师范学院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长期劳动改造约130人。(另据悉,当年四川一些学生反右受难者已收集到各自学校的难友名单<不完全统计>:西南政法学院69人;西南俄文专科学校46人;西南农学院18人;四川省团校教职员工右派分子8人,占该校教职员工总数40人的20%。)

 

张成觉70岁,原上海交通大学起重机械系17岁学生右派分子):对于北大反右受难者学长们多年来的维权斗争,我至感钦佩,谨致由衷的敬意。

 

黄肖路(原清华大学右派分子黄万里教授之女):北大人干得好!

 

向兰(反右受难者之女):北大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过程就是成果。

 

李炎(北大教授):读此文,斑斑血泪,多少风流少年,匡负大才,而今却耋耊老已,风烛残年,而冤不得雪!这是人间的大悲啊!

 

姚燮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会忘记吗?鸦片战争的屈辱求和会忘记吗?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会忘记吗?辛亥革命建立民国政府会忘记吗?大跃进弄虚作假和人民公社饿尸遍野能忘记吗?反右斗争扼杀民主能忘记吗?庐山会议排除异己能忘记吗?文革十年浩劫能忘记吗?忘记过去即是忘记祖宗;忘记过去即是否定历史和舍弃文化;忘记过去即是扼杀民主;忘记过去即是背叛革命。

周洪:中国数千年的儒释统治,把人性磨灭到了,只知自家之外什么都顾不上的地步。其根源就是罪性中的私欲啊!孔夫子曰:“大道既隐,天下为私,各私其私”,天下没有天道(大道),人心怎么会有公平公义?人若废大道而求仁义,那所谓的仁义也就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仁义。北大人呐喊的不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冤屈,更是对世上的一切公平和正义的呼唤,需要人民的觉醒。

 

顾澄:义人之路,多有苦难,苦尽甘来,终必有时!

 

华夏匹夫:永远醒着,但不要害怕痛苦。意识到了痛苦,才有可能奋力挣扎,在痛苦中挣扎,就有生的希望。

 

新浪微博四百留言被删

 

54日下午5时,一位年轻的北大校友,在其新浪微博发了一句话:“校庆回来,校友钟南山院士在台上侃侃而谈,最后希望忘记过去,向前看。照片中的右派校友不以为然。忘记过去意味着‘再来一次’的几率还是很大。拍了三张照片(如下),这在新闻里一般看不到的照片。”

随即被转发1300次,引来400来条留言,大都是80后年轻人热情支持北大人反右维权请愿,否定钟南山的忘记说,还被香港凤凰电视台主播杨锦麟报道。

clip_image008发在微博被网管删去的3图。

63日,这一很有人气的微博(3500粉丝),竟连同其帐号统统被新浪网管删掉,使这位北大人愤怒不已。

 

  6月上旬,我在电话中与几位反右受难者前辈讨论本文时,电话连连被杂音干扰并掐断。

3月份,我的《反右往事悠悠,维权前路茫茫——北大反右受难者在春节联谊会维权请愿纪实》文,被国内10来个博客转载,随后相继被网管删除。

6月份,我的本文上篇在一些博客转载,被网管删除。

 

可见,反右维权是禁区,言论被当局严密封杀。

 

选出10条留言如下:

 

◆这3张照片真很难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忘记历史的人,历史必将向他讨债。

 

◆一句忘记,一张改正的纸,所有的旧罪过都被掩盖了。 

 

◆北大几位老人的行为,符合温总理当时对北大学生说的:“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

 

◆那段腥风血雨的时代,不堪回首,我们这代人也无法感受。但也不应忘记,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要从中吸取教训啊。校庆112周年,五四91周年,这样的行动是纪念。“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于右任语)。

 

◆错误的时代造就了许多错误,如今还在一错再错。那个疯狂的年代如果回来,简直不可想象。不应忘记这个教训。

 

◆ “忘记过去”好处很多。德国总理不用下跪了,中国政府不用鼓动民间对日本政府索赔了,波兰总统不会死了,犹太人不用苦苦追捕纳粹杀手了……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就可以精巧的用自然灾害解释,现在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屏蔽,温习,胡萝卜……

 

◆北大和清华的反右运动搞得恨,那是一段烹子而仕的历史。后虽低调改正,但沉冤仍在,正义未伸。如果提倡忘记,那是不可能吸取教训的。勿忘校耻,忘记过去就注定会重蹈覆辙。

 

◆不忘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北大有光荣传统,当年胡适校长风尘仆仆为被捕的中共疑犯师生奔走作保!而时至今日,面对集体受冤的老校友前辈,竟不作为,岂不愧对?!而那位出身北京医学院,可能满足现在的一点待遇,竟然叫人做叛徒!昔日制造的千古奇冤,根本没有清理!难道要像加里略那样等侍三百年后!?要像袁崇焕那样等待一百五十年?……

 

◆共产党人革命者曾经高喊:“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现在却让别人忘记他们自己的错误,这叫什么嘴脸?既得利益者对待自己的错误时都喜欢忘记过去,他主子说的“以史为鉴”,原来这是针对别人的错误的。

                                          (修订于20100709

图释:          clip_image010

454日上午,温总理在北大对学生说:“公平正义比阳光还要光辉,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是不稳定、不和谐的。让中国实现公平正义,这是我年轻时就怀着的理想,我们做不完的事情,要靠年轻人来做。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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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上图554日上午914分,闫桂勋79岁(原北大数学力学系学生右派分子),1957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被劳动改造20多年,1999年纠正,蒙冤42年,十分贫困;11年来,坚持每周到校长办公室维权上访索赔无果,苦难持续至今53年,仍无尽头;在会场向校友宣讲冤情。

右上图6920分,在会场,闫桂勋向俞梅荪展开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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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23分,闫桂勋在会场主席台展示冤牌,台下是北大校领导和返校者数百人,无人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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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9918日,北大校党委作出《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指出:“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闫桂勋举冤牌,讲冤情,散发《纠正意见》(复印件),不少校友路过,神情不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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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9分,在会场里,右面两位是校长办公室人员,前来柔性关怀燕遯符(左1)等反右受难者校友,便衣人员(右3)悄然全程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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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分,1957年北大物理系学生右派分子,左起:燕遯符当年19岁、沈志庸23岁、王书瑶21岁,举冤牌在会场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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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校庆名师讲座开始,闫桂勋持冤牌在观众席,倾听钟南山的讲演。右图,台上主讲人钟南山院士谈其养生之道是要忘记过去,忘记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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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10617日,北大学生反右受难者:左起,王书瑶当年21岁(物理系)、黄泽荣22岁(成都日报)、谭天荣22岁(物理系)、闫桂勋25岁(数学力学系)、施绍箕20岁(上海交大);后排左起:沈志庸23岁(物理系)、俞庆水21岁(地质系)、张效政19岁、燕遯符19岁、博绳武17岁(前三位物理系)、纪增善20岁(化学系)、俞梅荪(法律系,反右死难者之子);未注明学校者均为北大。19576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反右运动,至今53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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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施绍箕(上海交大)保存了53年的《批判右派分子谭天荣等论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2010617日,施绍箕终于见到了谭天荣(北大),请其签名留念。

 

 

 

(读者来信)             

 

为什么中共拒绝反右维权诉求

 

俞梅荪:你好!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与我毫无关系,那时我正在莫斯科求学,看到的只有《人民日报》的片面报道和断章取义的所谓右派言论,使我对右派分子非常厌恶,心想共产党这么好,右派分子却要反对,这些人真是坏透了!后来逐渐明白了事理,在这里暂且不谈。

右派分子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从官方公布的55万,显然是缩小了,到300余万,加上直系亲属,反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些人后来的结局大都很悲惨。从下放农村,到劳教,从劳改到处决,饿死、病死、工伤死等非正常死亡,幸存者们均遭罪22年,浪费了大好青春年华,更荒唐的是有不少人没给戴右派分子帽子,却按照右派分子处理。凡此等等,是除了苏联和红色高棉以外,找不到第三个国家的党和政府是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的。

按理说,右派分子既然被改正了,共产党承认自己错了,那么发还工资和补偿损失是顺理成章的啊!可是中共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决不采取主动。据说,邓小平原来曾经打算解决,后来一听需要50亿元,就不吱声了。

好吧,就说当时经济困难,百废待兴,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老百姓可以理解。那么现在呢?中国已经财大气粗了,已经可以向世界说不了,已经有财力挥金如土地办奥运,搞世博了,可以大笔大笔地勾销非洲国家的多少亿元的债务了,再说没有钱赔偿还能说得过去吗?所以,显然是,非不能也,是故意不为也!

为什么故意不为呢?原因很多。我只提出一点,与你商榷。如今的当权者们对反右派运动没有切肤之痛!换句话说,他们自己及其直系亲属,可能没有当上右派分子的!那么,再进一步问问看,这些人在反右派运动中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是充当毛泽东的打手呢,还是当逍遥派,不吱一声呢?由此可见,正当55万民族精英们忧国忧民,历尽苦难时,正好是今日的当权者们青云直上之时。(注)他们虽然身居高位,可是他们的觉悟哪一点能跟右派相比呢?所以说,当初给右派改正就是不彻底,实际上是邓小平急于给他手下的那些被打成走资派的一大批人平反,才不得已捎带着给右派分子改正的!因此,出现这样的荒唐事:“文革”中的冤假错案一律补发工资,“文革”前的冤假错案一律不补发工资! (当时国务院46号文件)。在政治上也是如此,“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他们树立了张志新、遇罗克等几位英勇殉难者,而“反右”期间他们树立谁了?一个也没有!这决不是偶然的疏忽!

如今,关于反右维权问题有个误区,仿佛是要中共中央“可怜”这些当年被打错了的反右受难者,请求现任领导人给予一点“恩赐”似的。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更是对历史的亵渎。当年诸多所谓右派言论中,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未加以总结、传扬,为后人知晓与分享,这是极大的缺憾。

有人可能会说,那时是1957年,当今这些当权者们还小,属于未成年。那么好吧,就让我们花费一点力气,看看目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特别是九位常委们,在文革期间表现如何,从中或许可以得知他们对反右的态度。

陈世忠,2010.07.02

 

俞梅荪注:“1957年,闫桂勋所在的北大数学力学系毕业班,为凑够打击右派分子的指标,同班的小组长同学用捏造的材料,把闫桂勋划为右派分子,虽未经党委批准而无效,但闫却被发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劳动改造20多年。(见本文上篇)”这位小组长(中共党员)竟因反右有功而留校任职。据悉,当时北大有不少学生因反右有功而留校任职了。

 

(陈世忠,73岁,1960年毕业于莫斯科工业大学,回国在大学任教;1963年因“反革命罪”被捕;在狱中写下百万字的文章,其中包括1964年呈交中共中央的《谏党》;判刑后劳改14年半,1981年平反。1985年春,《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反右受难者>在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介绍陈世忠上书党中央,批评左的政策和理论,呼吁政治决策民主化,反对主观专断以及政治盲从,因此而获罪的事迹。1986731日,万里副总理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课题》讲话时,肯定刘宾雁的此文及陈世忠的事迹。)

 

本文首发观察,2010.06.30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9127

纵览中国,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6993

传播学论坛,www.chuanboxue.net/bbslead/Announce/Announce.asp?BoardID=157&ID=3994

 

本文上篇:《坚持正义,不忘过去——北京大学“五四”校庆反右受难者维权吶喊(上)》

《观察》,June 09, 2010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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